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上海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万花筒。海纳百川，中外交融，在这里，古老与现代交织，东方与西方交融，共同塑造出这座城市独有的文化底蕴。

  “建投读书会·澎湃北外滩”第十三季以“东西汇流”为主题，选题从“上海作为一座因河而生、连江入海的国际大都市，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更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万花筒”出发，选取了音乐、电影、体育、建筑、戏剧、器物六大方面，与读者们共读上海城市基因中的生机勃勃与包容开阔。

  本期为第四场，由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副总建筑师，城市更新与历史建筑保护设计中心主任宿新宝主讲。

  建筑对于人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人们每天都能在生活中、生产中亲身感受到它的存在。以往在讨论东西交融时，可能更多地关注建筑的形式、形态或风格。而我更关注上海近代建筑中新材料和新技术的出现，以及它们的演变和价值。上海开埠之前的建筑形式风格，包括其所使用的砖瓦材料，和大众熟悉的近代建筑其实有显著的区别。

  这些近代建筑的材料和技术是如何从舶来品变成本土生产，进而影响到建筑的？作为一名从事建筑保护与利用设计的建筑师，我发现其中有许多可用于深入理解上海近代建筑、尤其是东西交融的重要素材。

  为什么要研究上海近代建筑的材料和技术？从1843年开埠到1949年，上海在106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变化。这一时期上海的建筑风格是欧洲两千年间建筑风格的融合。中国的历史建筑通常能够最终靠形式来判断建造时间，但当观察外滩时，会发现上海的近代建筑无法通过形式来判断时间。因为这些风格是欧洲已有的，具体采用哪种风格完全取决于建设方和建筑师的喜好，或是什么流行、什么时髦。这种选择并不受时间维度的限制。

  因此，建筑技术史成为判断建筑时间的一种有效方式。要关注风格背后的底层逻辑，即什么样的材料和技术支撑了建筑师所选择的这些建筑形式。

  前面的铺垫，是为说明：我们要研究材料和技术，因为它们是上海这座快速形成的特殊城市中建筑风格的底层逻辑。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是有了这些“米”，才能建造出上海1930年代的建筑形式。

  用一个稍微学术化的词来概括，即“建筑技术史”。我所做的工作就是建筑技术史的一部分，它不同于风格史或观念史，而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建筑史分支。我们研究建筑的材料、结构、施工方式，以及它们如何传入中国、如何在国内生产、演化，也就是它的变化过程。这是 “为何需要研究近代建筑材料和技术”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则与我的本职工作相关。在近代建筑遗产保护工程中，往往更注重风格和形式的保护，而忽略了历史材料和技术的保护。如果历史建筑慢慢的变成了文化遗产，那么其建造过程本身也应是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公众对博物馆里的文物有一个普遍共识：用现代方式仿制的文物，即使“一模一样”，也会丢失其自身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和内容，因此不能被视为真正的文物。然而，当涉及到历史建筑时，公众的认知却不同。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拆除原有建筑并重建一个形式上“一模一样”的新建筑，似乎也能被接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公众对历史建筑原有材料和工艺的认知不足。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研究近代建筑材料和技术史，帮助公众更好地认知传统建筑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将从建筑的外墙、屋面、门窗等外部结构，和内部装饰，以及常被忽略的室内设施等维度来讨论：

  从作为外墙材料之一的砖开始分析。除了福建地区以外，中国早期生产的砖主要是土坯砖或青砖。江南地区常见的“粉墙黛瓦”，其实就是在青砖表面刷了一层白色灰浆。也就是说，在开埠之前，我们国家生产的基本都是青砖。开埠以后，随着西方技术和理念的引入，红砖才开始被普遍的使用。红砖与青砖的差别仅在于一项烧制步骤，但红砖的性能更为优越。最典型的保存至今的早期红砖建筑是圣三一堂。1860年左右，上海本土开始烧制机制红砖。根据文献记载，到了1930年代，上海已经基本实现了机制砖的完全自主生产。

  砖的制作流程与工艺分为手工、软泥、干压和坚泥四种，随技术的进步，制砖效率逐步提升，砖的价格也随之下降。早期青砖是本土生产的，而红砖则是进口的，价格比青砖更高。因此，在一些建筑中会组合使用青砖和红砖：红砖被用于更显眼的位置，而青砖则用于次要部分。到了后期，随着国产砖的大量生产，这种现象逐渐消失。此外，砖的不一样的尺寸和砌法也能传递出砖的来源以及砌筑技法的发展历程。

  石材的种类多样。苏州的金山石和焦山石属于花岗岩，上海大量近代建筑都使用了这种石材。外滩12号和外滩18号使用的是来自香港的九龙石，也被称为香港石。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和中南银行大楼则使用了来自日本的德山石。除了这些花岗岩，还有许多其他颇具特色的花岗石被用在建筑中。

  这些用在建筑外立面的石材，基本上以国产为主。但上述石材中没有一种是上海本地出产的。上个月，上海刚刚建造了两座山，让市中心终于有了一座双子山。上海原本没有山，自然也不产石头。因此，这些石材都来自外地，无论是苏州的金山石、焦山石，还是香港的九龙石，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然而，大理石的情况则不同，国内产量很少，主要依赖从欧洲或北美进口。此外，根据不同石材的特性，不同阶段也有不一样的石材表面处理技法和排布方式。

  金山石样品与金城银行（左）和华俄道胜银行（右）石材比较，本篇相关图片素材由宿新宝老师提供

  接下来分析上海当地认知比较广泛的一种材料——“泰山砖”，准确来说应该叫“泰山面砖”。面砖的使用前提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和外墙填充墙的普及，这种技术同样是从西方引进的。在引进之初，泰山砖瓦厂便开始尝试基于国外的技术和生产方式，进行自主研发，并在成功后注册了专利。这使得泰山面砖迅速在市场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例如，国际饭店、静安的百乐门舞厅、华东院的老楼、别墅以及国泰电影院等建筑，都使用了泰山面砖。泰山面砖最初是模仿清水砖墙的效果，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其装饰性，并发展出多种多样的样式。这一从模仿到创新的过程，具备极其重大的研究价值。

  传统的小青瓦是中国人自己烧制的瓦片。在开埠初期，由于材料有限，第一代“殖民地外廊式”建筑采用了小青瓦作为屋面材料。早期进入上海的教会建筑中也使用了小青瓦，但西方人在建造小青瓦房屋时，会在檐口增设金属檐沟和落水管，并在翼角飞檐处使檐沟随之起翘。

  机制平瓦在里弄建筑、花园洋房等建筑中得到了较多使用。其分为青瓦和红瓦，近代上海建筑多用红瓦。早期机制平瓦依赖进口，后期本土砖瓦厂如泰山、华大、大中、振苏、东南等开始生产，使其成为近代坡屋面建筑中运用最广泛的材料。

  还有一类少见的瓦片，叫石板瓦，是利用页岩的分层特性制成的。它最典型的应用是在教堂建筑上，例如圣三一堂等。

  按照开启方式，窗户可分为平开窗（内开窗、外开窗）、水平推拉窗、垂直提拉窗、悬窗等。按照制作材料，近代历史建筑中常见的窗户基本分为木窗和钢窗两类。

  与中国历史上常见的木窗不同，钢窗是近代才开始使用的。早期的钢窗依赖进口。文献记载，早期使用的钢窗有一种叫“好勃司”，例如外滩24号、当年的横滨正金银行就使用了这种钢窗；还有一种“葛莱道”钢窗，怡和洋行、电视剧《繁花》中的外贸大楼、外滩27号等建筑也采用了这种钢窗。后来，这两种品牌合并成为新的品牌“霍葛”。

  窗户设计中还有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例如，外开式窗户在窗扇为单数时，会出现一扇窗户始终没有办法清洁的问题。

  下图中的窗户采用立轴式开启方式，可以在打开时留出一条缝隙，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在进行保护修缮工程时，若遇到锈蚀严重的钢窗，通常会拆除旧的钢窗，换上仿制的新钢窗，使其看上去和原来完全相同，却忽略了这一些细节。正如建筑业内人士常说的，“上帝存在于细节之中”。这一些细节往往蕴含着历史因素。但假如没有深入分析和了解这一些细节，在更换或修缮时，可能会丢失这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外开式窗户的单数窗扇问题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还有一类极具海派特色的窗——彩色玻璃窗。在1910年之前，彩色玻璃基本依赖进口。1913年，土山湾引入了西方的彩绘玻璃制作流程与工艺。据说，上海80%左右的彩绘玻璃都来自土山湾制造，其余20%则从国外进口。

  玻璃制造的技法多种多样。中国的耀华玻璃厂从比利时购买了“弗克法”专利，随后开始了批量生产。凭借低廉的价格和高质量，耀华玻璃逐步实现了建筑玻璃的国产化和普及化。我们这代人小时候常见的那种老式玻璃，虽没现代玻璃那样窗明几净，但却恰恰保留了历史的风貌。尤其是采用压延法制作的压花玻璃，例如夹丝压花玻璃，不仅极具海派风情，还能起到防偷窥、保护隐私的作用，能体现上海近代建筑的玻璃做法。

  石库门和里弄房子采用的都是木楼板，即木搁栅楼板。由于早期这种楼板不具备防水功能，后来发展出了夹沙楼板的做法，即在原有的木搁栅基础上掺入石灰和水泥进行改良。

  除了木楼板外，结构上逐渐引入了钢筋混凝土楼板和钢结构的梁柱，这些形式在近代建筑中非常常见。

  要特别提到一种在工程中发现的组合楼板。它由密肋梁板和空心砖组合而成。这种手法虽然并不常见，但在上海建筑中也有一定的使用量。与薄薄的单层楼板相比，这种楼板的优点是厚度较大，隔音性能更好，在屋顶层的保温性能更优越，同时简化了支模过程，使空间布局更加灵活。

  我在雷士德工学院的修缮项目中曾对这种楼板进行过推测，直到看到这张1939年淮海大楼屋顶施工的照片，才得以证实其存在。

  在100年前的上海，钢结构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例如，外滩12号汇丰银行的穹顶就采用了钢结构（当时使用的是锚栓而非焊接技术）。也就是说，在1910年代到1930年代的上海，钢结构在大型公共建筑中已经很流行和发达，尤其是在高层建筑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然而，这些建筑的外观却都是石头的，而非现代的干挂幕墙方式。当年的期刊中也提到，钢结构和石头在当时以非常巧妙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如下图所示，当石台口悬挑距离过大时，钢结构建筑会采用在主梁上锚栓悬挑钢梁的方式。工字钢挑梁位于台口的两块石材之间，每块台口石的一端都搁置在挑梁上。这种方式既便于施工，又节省了钢材。

  中国银行大楼的钢结构同时使用了英国道门朗公司和德国克虏伯公司生产的钢材，并根据钢材特性间的差异而用在了不同的位置。

  前面提到，砖石和瓦片已经实现了国产化。但在钢材方面，虽然钢窗实现了大半的国产化，建筑用钢的国产化比例却非常低。因此，近代建筑用钢主要依赖进口，不过也发现了一些国产钢的使用案例。例如，上海本地的浦东周家渡和兴钢铁厂，在1932年时每日产铁能力为45吨、产钢能力为80吨，并创制了“天”字商标钢筋，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国产建筑钢筋生产商。

  抽水马桶是很容易被忽视，但又与生活密不可分的设施。它源自西方，早期为蹲坑式，后来发展为带S弯的设计。疫情期间，S弯内的存水有很大效果预防了病毒传播。在近代建筑中，还有一种“高P马桶”，常见于上海的石库门和里弄建筑，能够最终靠管道直接将污物排出外墙，如今已较为少见。

  老上海人常提到的“大卫生”（包括面盆、马桶、浴缸三件套），是当年时尚家庭的标配。如今，这些老式卫生设施多因翻建被拆除，替换为现代设备。不过，仍有一些老式卫生洁具留存下来。具代表性的有中福会少年宫的小便斗和百乐门里的卫生设备等。此外，汾阳路79号小白宫的卫生洁具更为高级，还包括立体淋浴等设施。

  从生产方的角度来看，国外的美标公司生产的高级浴缸等卫生洁具，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备受推崇。而当时中国本土生产的卫生洁具相对较少，其中唐山启新磁厂是一个代表。该厂原本以生产水泥为主，后来逐渐涉足卫生洁具的生产领域。

  壁炉是一个包含炉膛、烟斗和烟道的综合系统，过去还常配有火钳、铲子等用于操作和维护的工具，但这些配套工具如今已很少见到。壁炉的设计原理较为简单，一般会用拱形结构，并能巧妙地与建筑本身结合，形成和谐的整体。例如，南京外交部大楼中的壁炉被设计成中式拱门的形式，与整栋中式建筑完美融合。

  在空间较大的场所，人们会采用叠合式壁炉设计，以适应更大的空间需求。同时，壁炉在空间中还承担着重要的装饰作用。例如，哥伦比亚总会和少年宫的大厅中，壁炉被设计得十分大气，成为空间中的亮点。

  此外，还有一种被称为假壁炉或无火壁炉的设计。这种壁炉外观与普通壁炉相似，但没有真正的炉膛，或炉膛非常浅。例如，雷士德工学院校长室的壁炉就是这种设计。它仅是一个形式上的壁炉，内部使用了插电模拟烧炭的装置。这种装置通过插电发热发光，模拟出真壁炉烧炭的效果，既满足了人们对壁炉外观的需求，又避免了实际的火灾风险。

  水泥花砖，即人们常说的花砖，是很常见的室内装饰材料。它其实就是一种水泥制品，由水泥厂生产，通过在表面约一毫米处嵌入颜色制成。

  花砖种类多样，可大致分为“边砖”和“芯砖”两类。其中“边砖”在转角位置还配有特制的“角砖”，能够最终靠不同的拼合方式形成多样的图案。中国在1900年代就开始自主制作水泥花砖，启新洋灰厂、华新砖瓦公司等是主要的生产商。由于水泥花砖工艺简单且成本低廉，因此我国很早就开始了大规模生产。

  上海近代建筑很难通过形式来区分其建成时间和阶段。基于自己对上海历史建筑的研究，我提出了一种非学术的分期方法，有助于通过外观组合判断建筑的大致年代。这些分期包括：“抹灰时代”、“红砖时代”、“红转灰时代”、“石质时代”和“面砖时代”。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这种分类仅为了简明了解，并非严格的学术分类。

  结合前述内容，这一阶段外国人刚刚来到中国，职业建筑师尚未登场，使用的砖头是中国本土防水性能较差的砖和砂浆，因此表面必须刷上一层防水用的白灰。这一阶段的建筑大多呈现出灰白色抹灰的外墙饰面，并配以小青瓦屋面、木窗和木门。

  例如，湖南岳阳教会学校校长楼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如图所示，一些用于防水的抹灰部分已经脱落，露出了里面的青砖。建筑内部采用了穿斗式木架结构，屋面使用的是小青瓦。在我看来，这是这一阶段非常有代表性的建筑。

  此后，随着国产机制砖瓦厂的兴起，我国逐渐开始自主生产清水红砖，并开始使用石材、木窗和木百叶。这一阶段流行的风格以安妮女王复兴风格为主，建筑以清水红砖为主体，配以局部石材装饰。由于砖墙需要承重，所以窗户通常较小，且墙面整体较厚。

  红砖时代大约从1870年持续到1910年。如今在外滩能够正常的看到许多具备这种特征的建筑，它们大多建于1900年前后。

  1910年代，金融业和商业的繁荣促进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流行。同时，一战后大量侨民涌入上海，石材和仿石材料（如水刷石）逐步取代了清水红砖外墙，钢窗作为舶来品逐渐在本土普及，古典造型的穹顶、孟莎顶等则催生了铅皮等金属屋面材料的使用。此外，土山湾孤儿院开始生产彩色玻璃窗。这一时期，清水红砖与石材（仿石）饰面并存，建筑外观逐渐“由红转灰”。

  随后，大型公共建筑普遍采用框架结构、石材/仿石饰面、钢窗等，这些已成为当时的标配。公共建筑向多层和高层发展，高耸的塔楼和平屋面露台的组合逐渐取代了坡屋面。在公共租界内，一栋栋大楼拔地而起，外滩的天际线被石材和仿石饰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重新定义，成为“石质时代”的最好注解。

  随着各种先进建筑材料和技术的推广应用，上海进入了“黄金时期”的鼎盛阶段。加之20世纪30年代初，欧美滞销的大量建筑材料倾销到上海，使框架结构和高层建筑的建造成本大幅度降低。面砖成为继水刷石之后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外墙饰面材料。

  新材料、新技术在近代上海的发展，也催生了建筑师、工程师与营造业的同业团体。

  首先是中国建筑师学会的成立及其出版的《中国建筑》杂志，这本杂志是了解中国近代建筑的重要资料。它以刊载本土建筑师及其作品、理论文章为主，成为了宣传本土建筑师，尤其是学会成员的主要阵地。

  另一个重要的学会是上海建筑协会。它的前身是鲁班殿，后来演变为沪绍水木公所和浙宁水木公所，最终合并为上海市营造厂业同业公会，并于1931年转变为上海建筑协会。与前一个由建筑师组成的学会不同，这是一个以营造业从业者为主体的同业团体，涵盖了建筑施工、材料、设计等多个领域。

  上海建筑协会也推出了自己的月刊——《建筑月刊》。其办刊宗旨在于科普和宣传建筑营造的技术、材料、风格等内容。与《中国建筑》不同，《建筑月刊》不仅介绍本土建筑师的作品，还全面介绍国内外最新建筑实例、国外最新建筑材料和设备，以及西方建筑历史和在华的西方建筑师及其作品等。这本杂志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相比于风格、类型和社会观念，从建筑技术角度深入研究上海近代建筑的成果尚显不足。在社会与文化突变的近代上海，建筑类型与形式的演变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底层逻辑不容忽视，即建筑规划设计、营造技术和材料从舶来到逐渐本土化的发展过程。

  希望本篇文章能让大家更加重视近代的新技术和新材料，并为近代历史建筑保护建立一种价值观的认知。

  由于对技术和材料认知的不足，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中，工作者更多关注建筑形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而常常忽略建筑材料、设备、构造等技术方面的真实性。这种忽视可能会引起无意或主动的不可逆破坏。因此，重新认知近代建筑技术已成为一项紧迫的任务。

  此外，由于近代建筑大多仍在使用中，修缮和更替较为频繁，尽快建立材料样本库并保存材料和工艺样板显得很重要。

  “西式建筑”属于舶来品。我们应该针对其从在发源地的原型，到进入东亚后受气候、技术和材料等限制而产生的变体，来围绕建筑技术开展比较学研究，从而厘清源流，理解营造中的智慧。

  如前所述，可以以湖南岳阳教会学校校长楼为例进行比较研究，从而进一步探索其背后的技术与文化演变。这也是建筑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目前，我国对近代新技术、新材料和建造工艺的认知仍然有限。在近现代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建筑形制的完整性与真实性，而常常忽略了建筑材料、设备、构造等技术方面的真实性，甚至有可能无意或主动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迫切地需要重新认知近代建筑技术的客观原因。

  基础研究是价值判断之前求真的过程。通过价值挖掘，能够尽可能的防止未经深入研究贸然修缮带来的风险，并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方向，尽可能在保护工程中展示其价值。

  价值挖掘需要对历史资料和现在的状况进行充分且专业的分析，并对同类案例展开比较研究。带着问题意识、历史意识和时代意识，揭示隐藏在史实背后的内在联系和深层价值。

  作为一名工程实践者，我从始至终坚持“以行促知，以知导行”的理念。通过工程实践推动深入研究，再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后续的工程实践，最终实现知行合一。